在我国的二十四节气中，唯有“清明”属于四大传统节日（春节、清明节、端午节和中秋节）。古代的小说家们，当然也不会放过这个“借题发挥” 的机会。
生者的狂欢
其实，在唐代之前，“清明”只是一个寻常节气，“上巳”和“寒食”才是两个节日。上巳节主要是在水边沐浴，进行祓除活动；寒食节的主要习俗则为禁火冷食。唐宋年间，“清明”已具节日色彩，上巳、寒食、清明三节时间相近，此时上巳节的祓禊宴饮、踏青游玩、寒食节的上坟祭奠日渐融合到清明节里，上巳、寒食两节日则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。至此
“清明”终于身兼“两职”——既是标志时序的节气，亦为慎终追远、踏青游玩的节日。至元代，清明即已发展成一重要节日，其时流传甚广的俗语“朝朝寒食（即清明），夜夜元宵”就是一个例子。
明清时期，“上坟”已经成为清明节最核心的民俗事象。顾禄在《清嘉录》里说，“士庶并出祭祖先坟墓，谓之上坟”。刘侗与于奕正的《帝京景物略》记载：“三月清明日，男女扫墓，担提尊榼，轿马后挂楮锭，粲粲然满道也。拜者、酹者、哭者、为墓除草添土者，焚楮锭次，以纸钱置坟头。”不过，就像《吴郡岁华纪丽》描述的那样，“大家男女，炫服靓妆，楼船宴饮，合队而出，笑语喧哗。寻常宅眷，淡妆素服，亦泛舟具馔以往……趋芳树，择园囿，游庵堂、寺院及旧家亭榭，列座尽醉，杯盘酬劝……哀往而乐回，以尽一日之欢。”对于当时的人们而言，通常先是遵循传统去给去世的亲人上坟，然后将主要时间用于游乐。在春意盎然的清明时节游赏愉悦的意义远大于祭扫先人坟茔，这称得上是一种“生者的狂欢”。
正因如此，在宋元小说中，《洛阳三怪记》和《钱舍人题诗燕子楼》都将清明节及其习俗作为主要叙事内容，主人公的节日游赏则成为故事情节展开的基本线索。其中，《洛阳三怪记》中河南府开金银铺的潘员外之子潘松清明节出定鼎门的郊野游赏，《钱舍人题诗燕子楼》中钱舍人的花园游赏，皆是如此。明代的苏州才子冯梦龙所著“三言”中的《警世通言》里也写道：“时值清明将近，安三老接外甥同去上坟，就便游西湖。原来临安有这个风俗，但凡湖船，任从客便，或三朋四友，或带子携妻，不择男女，各自去占个座头，饮酒观山，随意取乐。”生动再现了当时清明游湖的热闹情景。
《警世通言》
至于明代的另一部杰出现实主义小说《金瓶梅》也不吝笔墨地描写了男主人西门庆的一次清明上坟过程。当时，这位西门大官人刚新添了儿子，又做了千户，可谓志得意满，于是先将祖坟大肆修葺了一番，“从新立了一座坟门，砌的明堂神路，门首栽桃柳，周围种松柏，两边叠成坡峰”；才在次年清明节上坟祭祖。到了清明这天，又请来戏班子唱戏，场面之热闹可想而知。这次祭祖称得上西门家族气势显赫如日中天的写照。其邀请的官客“约二十余人”，堂客并西门家诸位女眷“里外也有二十四五顶轿子”。难道这些人自己就不用上坟祭祖吗？帮闲们为了混吃混喝而忽略祖先不足为奇，而如张团练一家却也在此游玩了一日就显得不太寻常。大概一来受西门庆邀请无法拒绝，二来那时清明上坟祭祖已没有那么重要，游玩娱乐才是第一位的吧。实际上，《金瓶梅》里并没有向我们透露在其他年份里西门庆有清明节上坟的习惯，这次大张旗鼓的祭祖活动纯粹是为了炫耀自己显赫的身份而已。而在西门庆死后，作者又安排了一次吴月娘的清明上坟。这一次的场景却是冷冷清清，仅有孟玉楼陪伴，陪祭的亲戚惟有姗姗来迟的吴大舅夫妇，其家族衰败的凄凉惨淡由此见出，前盛后衰的对比更是强化了《金瓶梅》小说主题的悲剧色彩。
金瓶梅
人鬼邂逅
另一方面，按照《清嘉录》的说法，中国的传统的节日被分为三类，人节、神节和鬼节。其中春节、端午和中秋被归为人节，而清明节、中元节和十月一则被归为鬼节。所谓鬼节，顾名思义，指的是神鬼外出求食活动的节日，对人而言则是祭祀先人，并向先人奉食送钱的日子。因为古人认为人死为鬼，鬼有善恶，家中逝去的祖先，自然是善鬼，需要得到虔诚的奉祀，所以一到清明节，人们就纷纷上坟祭扫，以示孝思。与此同时，无人奉祀的游魂野鬼也便乘机出来作祟。“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”，正是对于这种气氛和人们恐惧心理的形象描绘。在人们心目中，清明节常常被人们想象为邪鬼频出，趁机迷乱凡人的日子。故而小说家们常以此为灵感，创作出惊诞奇妙的作品。
成篇于南宋时期的《洛阳三怪记》中的处理就是如此。适逢清明节日，主人公潘松 “因见一城之人都出去郊外赏花游玩，告父母也去游玩”。恰好他的朋友翁三郎又不在。于是 “这潘松寻不着翁三郎，独自游玩，待要归去，割舍不得于路上景致。看着那青山似画，绿水如描，行到好观看处，不觉步入一条小路。独行半亩田地。这条路游人稀少……”妖鬼随即出现。一婆婆（白圣母）谎称是其姨娘，带潘松去见白衣美妇（玉蕊娘娘），幸遇不久前病死的邻家女孩王春春鬼魂，帮他趁机逃走，可很快他又被婆子抓回，与白衣美妇成亲。期间还遇到一个名叫赤土大王的红袍大汉。又是王春春偷空请潘松偷看婆子将一男子剖腹取心，与美妇下酒，并再次帮助潘松出逃。后来，潘松告知天应观道士徐守真，谁知守真法力不济，只能请来其师父嵩山道士蒋真人出面，降伏三怪。原来“白圣母”是个白鸡精，“赤土大王”是条赤斑蛇，“玉蕊娘娘”则是个白猫精。
这其实与后来冯梦龙收入《警世通言》中的《一窟鬼癞道人除怪》（宋人小说《西山一窟鬼》）的情节有相似之处。在这个故事里，秀才吴洪离了福州乡里，来临安府求取功名，一时不中，于是开了个小学堂度日。时遇清明，学生放假，王七三请吴洪到郊外喝酒，一路之上：出城上高岭，到张家坟地，在张家坟地吃完酒，二人回家，因下雨，躲雨到一个“野墓园”，之后又到一个“败落山神庙”，之后又到一个鬼经营的酒店，最后曲折回到城门。吴洪一路之上遭遇了各种各样的鬼：自己的妻子李乐娘是产亡的鬼；从嫁锦儿则是割杀的鬼；媒婆王婆是害水蛊病死的鬼；保亲陈干娘是落在池里死的鬼；朱小四是害痨病死的鬼；那个岭下开酒店的是害伤寒死的鬼……鲁迅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就评论，“《西山一窟鬼》述吴秀才一为鬼诱，至所遇无一非鬼”。这大概正是反映了清明节期间人们害怕恶鬼作祟，危害自己的忐忑心境。
《中国小说史略》
春情勃发
当然，并非所有小说中的清明情节都充满了这种阴森恐怖的特征。在崇尚天人合一的华夏先民看来，万物勃发生机的春日是人的情欲萌动之际，故而在小说中清明节往往作为春季节日的代表而成为男女（未必是凡人）情爱发生的时间背景。
明代短篇平话小说集《西湖二集》中《邢君瑞五载幽期》写邢凤与西湖女仙的遇合，就始自清明。“话说邢君瑞游于南北两山之间，到处题咏，自得其得。那时正值清明节序，西湖之盛，莫盛于清明……说话邢君瑞在苏堤上捱来挤去，眉梢眼底，不知看了多少好妇人女子”，而后因弹琴引来了西湖水仙，并期以五年后相会。小说情节即以此为中心展开。《醒世恒言》卷十五《赫大卿遗恨鸳鸯绦》的叙述起点也是主人公清明踏青以图猎艳，“一日，正值清明佳节，赫大卿穿着一身华丽衣服，独自一个到郊外踏青游玩……赫大卿只拣妇女丛聚之处，或前或后，往来摇摆，卖弄风流，希图要逢着个有缘分的佳人。不想一无所遇，好不败兴”，使他将目标锁至欲望颇盛的诸尼身上……
《西湖二集》
至于生活在清代早期的蒲松龄更可以说是深谙此道，他的《聊斋志异》里有多达12个篇目与清明节有关。这部小说在讲述狐鬼花妖的故事时，有时候有意选择“清明上墓”这个带有特殊含义的时间，譬如《青凤》篇主人公耿去病的清明奇遇。
在这个故事的开篇，狂生耿去病于荒宅中遇到了“弱态生娇、秋波流慧”的青凤，对其一见钟情，反过来青凤对耿生同样有意。谁知，青凤叔叔竟棒打鸳鸯，化厉鬼恐吓耿生，自此两人再不得相见。几年后的清明节，耿去病上墓归途，看见猎狗正在紧追两只小狐狸。一只狐狸朝野外跑去，另一只却惊慌地跑到路上，看见他还“依依哀啼，阘耳辑首”，好像在向他求救。耿生可怜它，便解开衣服，把它包在衣服里抱回家。回到家后耿去病把它放床上，这只狐狸幻化出了人形，竟然是自己“日切怀恩，系于魂梦”的青凤。正如青凤自己所说，“此天数也，不因颠覆，何得相从”，蒲松龄在这个故事里巧妙利用了“清明”这一时机，利用“上墓”习俗，让耿生上墓，将青凤还原为狐，被犬追逐，恰遇耿生，乞援相助，耿生救狐，实现了中国人喜闻乐见的大团圆结局。
《聊斋志异》
此外，男子在清明节郊游踏青时，巧遇美丽女子（实以鬼/仙居多），牵惹出各种大众喜闻乐见的情节也是《聊斋志异》的保留节目。在《神女》里，主人公福建人米生蒙冤，关押在狱，出狱后已是一贫如洗，在路边偶遇绝代佳人神女，神女以价值百金的珠花赠予米生。随后女子飘然而去，米生不知其所往，日夜恋慕。一年后的清明时节，前去考秀才的米生误入深山，恰遇到大群踏青游人，只见“有数女骑来，内一女郎”，正是当年的神女，神女又以百金相赠，米生对其感激、爱慕有加，又经过一番波折，有情人终成眷属。
以此观之，小说家利用清明节编织故事，看似信手拈来，其实确有深意。无论如何，正是清明节这个传统节日及其民俗，为凡人与鬼仙之间相识、相知提供了一个合情合理的现实落脚点，成为古代神怪小说的一大创作源泉。
